吕思勉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字诚之。我近期一直在读他的史学著作《白话本国史》，确实比较难读，进度也就举步维艰。很佩服他的才学，最早读的是《吕著中国通史》，因为读的不求甚解，只觉得体例格局比较新颖，后来读中华书局的《吕著三国史话》，才真的领会到他史学家的风范。我觉的现今所出的三国类历史书籍里，真正贴近史学原貌的有两部，一部是本书，另一部是黎东方的《细说三国》。柏杨的《柏杨品三国》实际是柏老旧作的洗牌之作，感觉上柏杨的研究历史，更多的是古文的通俗化，系统一点的是《中国人史纲》，但与史学家还有相当的差距。吕思勉就史事的论述相当客观，如果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是方舟子树立了我的怀疑论基础，那在社会科学方面吕思勉则是我的启蒙老师。以下举一例说明。

      岳飞是举世公认的民族英雄，历史普及教育的论点也是一面倒的。但在高中时我也曾出于朴素的经验认识觉得当时宋金和议是再自然不过，抗金复国固然是爱国志士的共识，但信念上的还我河山与现实中的收复失地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大学时读过邓广铭的《岳飞传》，对当时的史实有了更新的认识，知道当时就算岳飞不从河南撤兵，单凭一支孤军也是没有机会直捣黄龙的。岳飞的冤狱更是发生在和议之后，说秦桧为了和议而杀岳飞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洞庭湖的农民起义也确是岳飞所剿灭，一支地区性的农民起义尚需如此兴师动众，若想仗着中兴四将就收复北方大片失地恐怕是纸上谈兵。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一章分析的很为客观，“宋朝当南渡之初，最窘的是什么？便是：1盗贼的纵横，2诸将的骄横。”，若然承认了这种现实，那急于和议剿定后方和收取大将兵权就是必行之策。他关于秦桧的一节议论很值得深思，“……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以图和议的。请问这时候金人怕宋朝什么？要请和，还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个人回来，暗中图谋。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怕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这些个疑问实在是刀刀入骨，研究历史的人往往泥于正史的成文和权威的定论，吕思勉之所以可称大师，在于他甄别史料的严谨和独立思考的魄力。他对于岳飞的论述也富有启发性，“岳飞只打郾城一个胜仗。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希奇。《宋史》本传，巧于造句……真是说的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进军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宋史》本传，还说他清水亭一战，金兵横尸十五里；那么金兵倒好杀尽了。”，对于我这种史学的门外汉，这一段插论无疑是醍醐灌顶，顿时拂去眼前的云翳。之后我又翻读了北京大学出版社邓广铭，漆侠的《宋史专题课》的相关篇章，顿感优劣立现，邓广铭那种先贴标签，后凑材料，阶级斗争味道浓重的行文真令人不敢苟同，通篇下来，只有一句话有些分量，“南宋初年的武将中诚然有些十分嚣张的，但岳飞的作风却不是那样。如果确是为想防制武将跋扈而杀一儆百，则最先应当收拾的是刘光世和张俊，万无杀及岳飞之理。今竟从岳飞开刀，这就显见得是别有阴谋，是与所谓制裁武人一事全不相干的。”应该说虽然没有点名，这一段就是针对吕思勉的论点的批驳。吕思勉这本书写于上世纪20年代初，因这一节议论还摊上了一场官司。吕思勉后来迫于压力曾做过删改，后来的《吕著中国通史》因为讲得简略，未曾提及此事，再后来他好像就讳言此段历史了，未完成的著作《宋辽金元史》我们无缘看到，也就不了解后来吕先生的观点有无变动，但就《白话本国史》的这一段落而言，他只是陈述事实，提出疑问，发表个人观点而已，并不像邓广铭那样学术权威气十足（要想认识岳飞的庐山真面目，只应到我的著作中来认取——《岳飞传》自序）。

      讲了半天，其实已经离题太远，真有些得意忘形了。今天为了给小孩起名字，随便翻了翻四书，在《中庸》一节中见到这段话：“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我想吕思勉的名字或许是来源于此吧。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希望多些这种人！